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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刑人員離監探親:走在外面總覺得惶惶不安

來源:中國青年報 時間:2018-05-30 10:02:49

  漫長囚禁的“中場休息”  中國青年報?中青在線記者 玄增星  5月10日,四川省崇州監獄的服刑人員陳家安吃過早飯,沒有像往常一樣排在隊列中走向勞動車間,而是留在了監舍。  這一天是陳家安

  漫長囚禁的“中場休息”

  中國青年報?中青在線記者 玄增星

  5月10日,四川省崇州監獄的服刑人員陳家安吃過早飯,沒有像往常一樣排在隊列中走向勞動車間,而是留在了監舍。

  這一天是陳家安離監探親開始的日子。接下來的5天,他將暫時告別漫長的監禁生活,回到家庭和社會。

  這已經是崇州監獄今年第三次開展離監探親工作,往年通常只有一次。在這之前的大背景是,春節期間全國共有311所監獄批準999名服刑人員離監探親,全國范圍內如此大規模的離監探親活動,在司法行政系統還是第一次。

  腳步聲越來越近,陳家安迅速起身,雙手緊貼褲縫。

  “走吧。”監獄民警說。

  8年來,他第一次跨過監獄門口那道粗重的紅色警戒線,向遠處的滾滾車流走近。

  第一天:陌生的回家路

  陳家安是在一間會議室見到父親和兩個妹妹的。

  他們沒有擁抱,也沒有哭。以往大多數隔著玻璃的親情會見,雙方總是哭的時間多,說話時間少。這一次,坐在一旁的父親也沒怎么說話,只是不停地從紙袋里拿出新買的衣服,想讓兒子穿上。那天崇州突然開始下雨,天氣陰冷,陳家安只穿著短袖的囚服。

  過久的期待在這一刻相顧無言。今年元旦獲批離監探親的崇州監獄服刑人員楊嚴記得,見到家人時他激動得說不出話,母親只是輕輕拍著他的手,“先不說,先不說”。

  陳家安向監獄作出一連串的保證,包括每天早晚在固定時間給監獄打電話“報告活動情況”,并跟父親一起在監督責任書上按下鮮紅的手印之后,他才把新衣服的標簽扯掉,從頭到腳換上。他看上去高高瘦瘦,如果紙袋里裝的囚服和番號牌不被發現,他看起來和普通人沒什么區別。

  1994年頒布實施的“監獄法”規定,監獄可以根據情況準許離監探親。按規定,離監探親的服刑人員不需要民警押送,也無需穿囚服戴手銬,依靠自覺主動返監。為了降低脫逃等再犯罪的風險,監獄將前期的篩查工作織得像蜘蛛網一樣細密。

  在司法部2001年發布的《罪犯離監探親和特許離監探親規定》中,要求服刑人員必須同時具備執行有期徒刑二分之一以上、寬管級處遇、服刑期間一貫表現良好、探親對象常住地在監獄所在的省(區、市)行政區域范圍內等4個條件。在此基礎上,監獄還要多次、多層級研究評議,并在近年加入了心理評估,預判可能產生的風險。

  全監共幾千多名服刑人員,陳家安是獲準離監探親僅有的兩人之一,也是2018年崇州監獄參與離監探親的第三十一人。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服刑期間表現良好,在離監探親這一天,他們急切地脫掉囚服,暫時放下過往,只想當一回兒子、丈夫、父親。

  并不是所有離監探親的服刑人員都有機會再次扮演這些平凡的角色。王國濤的父親在他服刑期間去世,他甚至沒能見到最后一面,回家盡孝的方式只能是在墳前長跪不起。

  回家的路是陌生的。有人在監獄里關了近10年,經常把2015年說成2005年。早些年家人需要坐長途大巴來接服刑人員,如今大部分都有了自己的車,土路也修成了高速路。回家兩個多小時的車程,陳家安始終挺著腰桿,雙眼盯著窗外。入獄那年他19歲,喜歡穿皮鞋,覺得像個大人。8年后,他腳上穿著嶄新的白色運動鞋,妹妹說,現在的年輕人都愛穿這種鞋。楊嚴沒有再回到以前跟母親和姐姐租住的房間,這幾年母親在外地打工,自己攢錢買了一套有電梯的公寓。王國濤的兒子長高了。邱迪的父親坐在輪椅上被推出來,矮小了許多。

  對他們而言,許多記憶都很難跟眼前的景象重合。陳家安看到10年前在地震中被震垮的房屋,如今修葺一新。他的認知就像那些垮塌的房屋一樣,需要被一點點重建。

  第二天:被遺忘的罪惡

  總有些地方是熟悉的。這些年來,陳家安的父親把家里重新裝修了一遍,添置了不少家具,兒子的房間始終沒動。回家第一天晚上,陳家安幾乎沒怎么睡,他已經不習慣在黑暗中入睡了。

  他想到晚上父親拉著他的手說:“你現在是個好人了。”又想到白天他走出監區時,獄內公示欄上印著監區服刑人員犯罪致死人數,他入獄時,曾讓這個數字上升了一位。

  陳家安的父親至今不知道他的犯罪經過,只知道9年前一個冬天,原本在家務農的他跟同村一個綽號叫建娃的朋友走了,說要出去賺錢。陳家安小學肄業,修過路、挖過礦,但干的時間都不長。那次去都江堰,建娃說他的“大哥”彬娃碰上了點“麻煩”,就一起去“幫忙”。出發的時候3人各自在兜里裝了一把小刀,當時他身邊的年輕人中許多都有這個習慣,也是一種“時尚”。

  陳家安已經記不清打過誰、被誰打過,只記得那是一條幽深的巷子,天已經黑了,沒有路燈,兩旁是居民樓,隱約有做飯的香味。出事之后,陳家安在“彬娃”的安排下去了彭州,“當時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么”。他是幾天后在茶館被捕時才知道有人在那場打斗中失去了生命,指認現場時,地上有一大灘血跡,那時才感覺到害怕。根據法院的判決書,行兇的是“彬娃”,而陳家安也參與了打斗,被判13年。他被帶走時,桌上的茶還冒著熱氣。

  那次“幫忙”持續時間不過十幾分鐘,他的人生卻從此被改變了。

  王國濤也曾讓獄內公示欄上的數字上升一位。起因同樣十分瑣碎,一次跟朋友喝酒,覺得鄰桌的聲音太大,兩桌人就借著酒勁打了起來,酒瓶哐啷碎了一地。

  在失去自由之前,家似乎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地方,跟家人的分離往往比被捕時來得更早。出事時王國濤的父親還健在,但他不敢回家,在外躲了好幾個月。邱迪在一次沖突中砸了對方的老虎機,并拿走了里面的錢,被判搶劫罪。他曾經在外潛逃7年,甚至躲到了西藏,幾年沒跟家人見面,手機號換了好幾個,出門會戴上一副沒有度數的眼鏡。同樣犯搶劫罪的楊嚴生活在單親家庭,在大街上見到父親他會裝作沒看見。陳家安離開家不久就換了手機號,因為“不想讓父親找到他”。

  但在這短短的幾天時間里,家成了唯一的主題。監獄民警會不定期對離監探親的服刑人員進行“視頻點名”,他們必須和家人同時出現在屏幕上。

  家也是唯一能忘記他們罪惡的地方,沒有人主動提起那段往事。直到探親結束,陳家安的父親也沒有向兒子問起當晚的經過。楊嚴每次說起自己的愧疚,母親總會把話題岔開。張新然的哥哥說,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。王國濤入獄的時候兒子還小,這些年他總是告訴兒子自己在監獄上班。

  身體的記憶會不合時宜地提醒他們自己還是個服刑人員。盡管前一天熬了夜,陳家安早上還是不到6點就醒了。他習慣性地開始打掃家里的衛生,把被子疊得方方正正,像在監獄整理內務一樣,直到母親奪下他手里的掃帚。在家短短幾天,她只想讓兒子好好休息。陳家安幾年前患上了口腔潰瘍,嚴重的時候疼得吃不下飯,體重比8年前輕了很多。

  這幾天,陳家安在大多數時候是個普通人,甚至帶有更多的善意。服務員端菜上桌他會說“謝謝”,遇到窄窄的路口要請別人先走。只是總有一些場合需要他的真實身份。縣城的醫生問:“怎么拖了這么久才來檢查?”他說:“在里面待了幾年。”

  “里面”和“外面”似乎是某種獲得普遍默認的暗號,對應的動詞是“進去”和“出來”。

  “出來了嗎?”他的情況比較嚴重,醫生希望能進行長期治療。

  “還要進去。”

  第三天:十年巨變

  陳家安回家的第三天是5月12日。這一天,整個中國都在紀念同一件事:汶川地震10周年。親歷者只是一小部分人,而陳家安就是其中之一。10年前,他的爺爺奶奶在地震中喪生,舊居如今已經只剩下一段殘垣。

  那時他剛剛出去打工。家在汶川縣雁門鄉的高山上,只有懸崖邊的幾畝梯田,早年只能種些玉米和番茄。地震那年,從國外引進的車厘子樹剛剛栽下,需要好幾年才能長成,家里生計困難,打工是唯一的出路。

  地震發生的時候,他還沒“進去”。可是災難的降臨不分內外,大地在同一時間開始搖晃,四川省內多所監獄跟不遠處的居民樓一起裂縫、垮塌,服刑人員們和普通人一樣,沖出房屋的時候來不及帶上任何東西。事實上,他們除了家人的照片之外幾乎沒有任何私人物品。被關押在阿壩監獄的楊朝華當時因殺妻剛剛入監一個星期,地震的時候正在監舍學習行為規范。他右手有殘疾,原本對活著并不抱什么指望,但那一刻的第一反應還是:跑。

  一棟樓里幾百名服刑人員從各個樓層往下跑,跑過平時需要聽從指令才能越過的監舍、過道、大樓的一道道鐵門,一直跑到空地上。遠處依山而建的圍墻正在垮塌,但沒有人繼續往前跑,那塊空地是最安全的地方,事后很多人說,那一刻他們唯一想爭取的自由就是活下去。

  幸運的是,四川省內靠近震中的幾所監獄都沒有出現人員傷亡。幾小時后,所有服刑人員已經在空地集合,民警和特警都已到位,床鋪和被褥也被搬下來,整齊地擺放在棚子底下。那塊空地就是他們的監舍,點名依然每隔一小時進行,睡覺、起床都有口哨作為提醒。對服刑人員來說,陽光和空氣既是自由,也是束縛。災難為他們重新建立了一座牢籠。

  在當時,“牢籠”不只是存在于監獄里。由于地震,災區的許多道路無法通車,通訊也已經中斷,許多還在外地的民警也要趕回監獄,在路上穿過漆黑的隧道,睡過擁擠卻安靜的集裝箱。回家的路陳家安整整走了兩天兩夜。

  對監獄來說,這座天然的牢籠并不可靠。幾天之后,受災最嚴重的阿壩監獄開始了對服刑人員的“千里大轉移”,把服刑人員分批次轉移到其他監獄。楊朝華是最后幾批被轉移的服刑人員之一,他記得天不亮就被帶上一輛大巴車,跟鄰座的服刑人員戴同一副手銬。兩側車窗都被報紙遮擋,他不知道自己將被帶往何處。從茂縣到崇州的直行路面已經無法通行,只能繞路,平時幾個小時的車程走了整整一天。為了確保押解途中的絕對安全,服刑人員被規定中途不能下車,車上有一個移動馬桶,為了不上廁所,很多人一天都沒有喝水進食。直到將近凌晨,車子才駛進崇州監獄的大門。

  陳家安的跋涉也終于到了終點。到家時,爺爺奶奶已經遇難,他和家人在廢墟中挖出了遺體。兩位老人年事已高,按照羌族的風俗,他們在去世之前就準備好了一對木棺。被發現時,遺體和木棺一起被壓在碎石之下。

  那一年,四川省監獄管理局特地開展了一次震后離監探親活動。有人的孩子在地震中喪生,也有人的父母成了終生殘疾。汶川博物館里常年播放著地震一瞬間地動山搖的視頻資料,陳家安的妹妹看了幾秒就捂著嘴跑開,他在后面默默遞上紙巾。如今走在汶川街上,他幾乎找不到一點往日的影子。經歷過地震和入獄的雙重災難,他對家鄉的陌生感是成倍的。

  正是從那年開始,四川監獄的離監探親工作開始制度化、常態化開展,并且走在了全國絕大多數監獄的前頭。2017年,司法部提出“治本安全觀”,鼓勵監獄通過各種手段激勵服刑人員改造,各地再次大規模試點離監探親活動。10年來,每年崇州監獄都會在春節安排服刑人員離監探親。而從今年開始,頻率和人數都大大提升了。

  地震也間接促使四川監獄加快了“從山區到城市、從田間井下到車間教室”的轉移速度。震后,崇州監獄已經從距離城區幾十公里的山上全部轉移到了城區西郊,監區與居民區僅一墻之隔,幾百米外就是喧鬧的菜市。以前監舍的通鋪也改成了上下床,監區內有了電視、書架和心理咨詢室,以及規范化的小學課堂。

  陳家安和楊朝華就是在監獄內獲得小學畢業證。楊朝華今年剛剛符合離監探親的全部條件,原本也申請了離監探親,可是因為剩余刑期還有4年多,風險較高而未能獲準。

  “盼了這么久,還是沒盼到。”他所在的車間正在加工月餅禮盒,這讓他更加失落,因為上一次跟家人一起吃月餅已經是10年前的事了。

  “當前離監探親工作開展的主要阻力是容錯糾錯機制還不夠成熟,監獄民警需要承擔的風險和壓力很大。”崇州監獄民警告訴中國青年報?中青在線記者,“這也是很多監獄多年來沒有開展這個工作的原因,怕‘惹麻煩’。”四川監獄系統卻一直在堅持,12年來批準了4387名罪犯離監探親,全部安全按期返監。

  地震之后,陳家安曾經“非常聽話”,在家里老老實實種地,“哪也不敢去”。可一年多以后,真正的牢籠還是來了。

  第四天:與家和解

  今年的母親節是5月13日,陳家安在入獄前從來沒為母親慶祝過這個節日。這天他決定,自己去地里采摘車厘子,讓父母在家休息。車厘子樹早已長得老高,并成為了汶川縣的主要經濟作物之一,也是家里的重要收入來源。每年車厘子成熟的四五月份是最忙碌的時候,陳家安覺得這是他目前唯一能幫家里做的事情了。

  家庭帶給他的并非像這短短幾天一樣,只有溫暖。父親從小對他很嚴厲,印象中從未表揚過他,也從未有過像樣的溝通。邱迪的父親因為他逃學,曾經把他捆起來送回學校。

  楊嚴的父親曾經在打他時把衣架都拍斷了,下崗之后經常喝酒,有時會“發酒瘋”。他和姐姐從來都是匆匆把飯吃完,避免跟酒后的父親說話,“他都說一些很無聊的話題,比如讓我們以后去當工人”。他入獄之后,父親曾經寫信給他,責備他不聽話,還把自己曾經得過的“先進工人”榮譽證書復印給他看。楊嚴當場撕得粉碎,跟母親說不要讓父親繼續寫信了,“那么多年都沒管過我,現在倒要管了”。

  這次回家,嚴厲的父親們都老了。楊嚴的父親還住在離婚前一家人住的房子里,他和姐姐的房間一直沒動過,曾經玩過的沙袋和雙截棍已經積了厚厚的一層灰。這次回家,他特地把自己在監獄里獲得的所有榮譽證書都帶在身上,擺了滿滿一桌子。父親仔細端詳了半天,只是不停地說“好”。他下崗之后做了廚師,做好一桌飯菜總喜歡問孩子們“好不好吃”,也曾想聽到一聲“好”,但孩子們總是顯得很不耐煩。破碎的一家人坐在一起,能聊的話題跟以前一樣少,父親最終說帶他們出去散步,繞著新修的公園走了兩個小時。

  邱迪已經聽不懂輪椅上中風的父親說的話,只能靠猜。張新然的母親在得肺癌之后還堅持去監獄看過他,走路都需要別人攙扶。他記得母親以前是個很講究的女性,喜歡淺色的旗袍,現在卻終日臥床,頭發全白了。而王國濤永遠見不到父親了。在監獄里得知這個消息之后,他在沒人的監舍跪著哭了一個多小時,面前擺了幾根香煙,權當祭奠。他曾經夢到過父親帶著笑容說“終于回來了”,卻又突然消失在眼前。

  對服刑人員來說,“父親”這個身份很難有機會做得更好。王國濤的兒子不愛說話,跟他打電話的時候總是“問一句答一句,有時干脆不應”。他把原本夾在駕駛證里的兒子照片放到囚服的衣兜里,時常想起從前開車的時候,兒子喜歡鉆在他握著方向盤的臂彎里。作為父親,如今他只能從一張張照片中感受兒子的成長。這次回去,他特地帶兒子去當地的五星級酒店吃自助餐、泡溫泉、看電影,兒子只喜歡看喜劇片,生活給的悲傷已經夠多了。

  張新然的女兒不愿意讓父親拉自己的手。開家長會時,女兒每次都跟老師說“爸爸出差了”,她已經“快編不下去了”。

  邱迪曾經有做父親的機會。當時他尚未入獄,女朋友已經懷孕5個月了,最后還是做了引產。“我知道自己總有一天要被抓,害怕孩子沒有父親”。

  楊嚴很討厭別人說自己像父親。盡管他們都有些急躁、固執,還都當過兵。他唯一一次記得來自父親的關懷是送自己入伍的路上,父親說了什么已經不記得,只記得自己一路都不停點頭,希望對話趕緊終止。相比關心,他更能記得父親的過錯。

  這么多年,他始終沒叫過父親。探親結束之前,在母親的勸說下,他勉強叫了一聲,心想“叫就叫吧”。他說自己出獄后有時間的話還會去看望父親,但“很可能沒時間”。

  第五天:“自在”與自由

  陳家安離監探親已經到了最后一天。監獄規定在下午4點半之前必須返監,否則以“脫逃”論處。這一次,他跟家人的告別并不憂傷,甚至有些輕快。他申請了假釋,如果獲準,他就隨時能跟家人重聚。

  回監那一刻,陳家安覺得釋然。關押太久,他一定程度上已經跟社會脫節,走在外面總覺得惶惶不安。大多數人入獄的時候還沒有智能手機和微信朋友圈,也沒有打車軟件。王國濤打車送兒子上學,下車前還在掏錢包,妻子悄悄跟他說“已經在手機上付過了”,他覺得很不好意思。回到監獄的那一刻,是囚禁生活的重新開始,卻也讓他們獲得了另一種自由,不用奮力追趕時代的自由。

  很多服刑人員已經習慣了監獄規律的生活。監獄里每個人都是一串編號,任何行動也都有縝密的軌跡。陳家安能流暢地背誦整本《服刑人員行為規范手冊》,即便回到家里,有人問起他的編號,他依然會不自覺地把右手撫上左胸,那是他的番號牌所在的位置。回到監獄之后,他說:“出去不自在,回來才自在。”

  監獄的生活也讓他們重新有機會從另一個角度了解世界。探親期間,邱迪特地去書店買了本《貨幣戰爭》,他在監獄曾經看過這個系列的其他分冊,很感興趣。入獄后,他突然發現以前自己過得渾渾噩噩,“金融危機來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”。這幾年他自學了素描,經常臨摹其他服刑人員的家人照片,畫完就送給對方,卻從沒畫過自己的家人,“覺得拿不出手”。陳家安喜歡打籃球,高瘦的他是前鋒。楊嚴每天勞動結束后都要在監區前的籃球場跑步1小時,讀書筆記做了十幾本,衣兜里總是裝著一支筆,他說“想活的面積更寬廣一點”。

  通常用不了太久,參與過離監探親的服刑人員就能徹底跟家人團聚,最長的剩余刑期也只要1年左右,最短的只有幾個月,他們沒有太多“自在”的時間了。服刑人員之間有獨特的打招呼方式,生人見面先問一句:“你還有多久?”現在的楊嚴會不好意思地回答:“還有3個月。”他覺得自己刑期將滿對別人是一種傷害。他發現,通常關系好的服刑人員刑期都差不多,這樣更容易獲得心理平衡。

  陳家安有時會想象自己出去以后的日子。母親已經親手繡了幾雙小鞋子,放在他的衣柜里,男款女款都有,那是給他未來的孩子準備的,盡管他還是單身。在他老家,結婚生子依然是一種成熟的標志。陳家安的妹妹和男朋友一直沒有結婚,準備等他出獄再辦。原本妹妹想把自己的好朋友介紹給他,還給他帶過照片,他欣喜地夾在幾十張家人的照片里,時常翻看。只是對方沒等到他出獄就嫁人了。他不打算在本村找,因為“名聲已經不好了”。楊嚴的母親跟他聊起這些,他說,“現在不是我挑人家的時候”,“還是事業為先”。

  陳家安原來想過出獄后放羊,因為“賺錢快”。現在只想先踏踏實實幫家里種車厘子。楊嚴喜歡旅游,出去后想先痛痛快快玩幾天,“以后的事以后再說”。

  做了兩年老病殘監區的監護員,現在的邱迪覺得“生死有命”。“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,不在乎長短,在乎質量。”他顯得坦然。

  幾年前,楊嚴的姐姐幫他把QQ賬號昵稱改成了“倒計時”,簽名就是他剩余的刑期,每年改一次。進入最后1年后,簽名變成了每個月改一次。現在停留在“3個月”。他自己在心里把這個單位變成了“天”,每天早上默默地減去一位數字。數字越變越小,他卻不敢再想了。因為“越想時間過得越慢”。

  第五天半夜,陳家安迷迷糊糊醒了過來,睜眼的時候以為自己還在家里。他想起真正的夜晚是黑色的,想著那片黑夜,他突然覺得安心,很快又沉沉睡去。

  (應采訪對象要求,文中服刑人員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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